若有所播面对一档播客，那些让我们有意识的元素——封面、标题、内容、嘉宾、shownotes，总是被频繁讨论。但总有一些无意识的元素，或是创作者主动设计埋伏，比如开头固定的一个声音logo；或是一种自然而然，比如口音、语调、音色。我们将其统称为声音的“质感”。
你大概很难注意到声音质感对收听播客产生的影响——但就像食品包装袋上的字体一样，无衬线代表高级，毛笔字代表传统，质感确确实实在给听众传递一种信息，而在潜意识里，听众也根据自己的偏好对不同声音质感的播客进行了筛选。
虽然每个人都学着标准普通话长大，但口音却有着明显差异，一个习惯北方口音的人可能听不惯浓重的南方腔。这通常和地域有关，而地域所带来的口音差别更多源于方言。最近，越来越多的主播使用方言作为主要语言进行节目制作，这背后既有文化语境与表达准确性的考量，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声明。当声音与多元文化、身份政治碰撞到一起时，我们在播客中看到了更多有趣、隐秘甚至撕裂的隐喻。
兴起的方言类播客
在中国范围内，口音上最主要的差别便是南北之差，于是在播客中也衍生出“北方播客”与“南方播客”。由于播客媒介早期较高的技术要求，最早的播客发轫于北京和上海，由此再衍生出“京派播客”与“海派播客”。
京派播客在播客界被公认为“历史久、数量多、受众广”。作为中国最早的网络广播电台，成立于2004年的糖蒜广播由资深平面设计师兼摄影师兼DJ Demone和混迹于唱片行业多年的Stanley成立，内容涵盖音乐、电影、游戏等泛娱乐内容，以幽默和段子吸引人。在糖蒜主播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京派播客包括《北京话事人》《优斯迪吧》，而后来成立的《大内密谈》《日谈公园》也基本符合京派播客的主播风格和选题操作。
比起播客，不得不提的是常年霸占中国苹果Podcast排行榜第一名的郭德纲相声。从广义上来讲，京派播客的原点可能就是相声——以说、学、逗、唱为形式，流行于京津冀，在播客里，通常嘉宾是“逗哏”，主持人是“捧哏”，不出几分钟必定抖出一个包袱。
京派播客在北方更为流行，但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所辐射——毕竟年年演相声的春晚是全国人民的联欢，而普通话则是全国人民使用的语言。因为收听门槛低，主要以娱乐为主，京派播客的听众分布更为广阔和下沉。
相比之下，海派播客的界定显得模糊不清。最早，有人把李如一建立的IPN定立为海派播客的源头，并为其贴上“干货多” 、“严肃风”的标签。但李如一祖籍广东，在深圳长大，曾长居在北京，不是上海口音，自称自己的播客为“湿货”。而受到李如一影响而诞生的播客包括《博物志》《声东击西》《展开讲讲》《提前怀旧》《来日方长radio》等（不完全统计），在地域上则横跨上海、北京、香港，甚至遍及全球。
由于中国南方口音千差万别，单用“海派播客”或“南方播客”来概括非京派播客的一大门类，确实并不合理。不能说京派播客在式微，但在以北方口音、段子与娱乐为基础的京派播客以外，播客界萌芽了更多主题多元，地域、背景不一的节目。
沪语播客如《东亚观察局》《井户端会议》的主播梵一如做的《上海闲话》，内容除了一些围绕上海地区的热点新闻，还有“上海白相啥系列”来介绍上海好玩的地方和玩法。看理想的“方言计划”则出品过由上海老克拉、书评人小宝主持的《上海往事》，用上海话讲上海学问，“没有了普通话的肉膈气”。而2021年刚上线的播客《横竖横》的名字就取自上海话“豁出去了”，介绍中便郑重指出节目语言为多种口音的汉语普通话、上海话和粤语。《横竖横》希望与亚洲各地“横竖横”的人都在“横竖横”地干些什么，或许，用多语言的方式来讲述更为合适。看理想“方言计划”的另一档播客《香港嘢史》中，平时在《锵锵三人行》《圆桌派》里常常普通话不太利索的马家辉用粤语讲起香港故事来，顿时生龙活虎。
在20世纪初的国语语言标准运动中，北方方言战胜了南方方言成为全国通用语言。而近年来，随着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现代与传统、单一与多元的反思，对在地文化、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一部分透露于方言在文化作品的呈现中。
继20世纪30年代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后，近年来被称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则在小说中杂糅入东北方言以记录切实在地的东北生活与文化。而以吴语方言写作为代表的则有金宇澄《繁花》、张怡微《细民盛宴》，以及更年轻的王占黑《小花旦》。
因为北方方言与普通话更为相近，也更容易被书面记录，而南方方言却常常难以在文字中找到对应的表达，这成为南方方言在文学创作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一部分原因。比起文字，声音的媒介能够更直接地传达语言本身由“说”而产生的化学反应。播客也是如此，即使你是个南方人，多少都听得懂东北话，但如果一个没有接触过南方方言的人点开一档粤语、沪语、潮汕话、温州话播客，估计是不知所云了。
同样是声音，方言在音乐中的运用则容易被接受得多。因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出名的九连真人以客家话作为演唱语言，而斯斯与帆的《马马嘟嘟骑》则使用了湖南常德话。而在那以前，以传统音乐出名，曾为《阳光普照》《大佛普拉斯》配乐的台湾音乐人林生祥与他的交工乐队则影响了大陆一批使用方言进行创作的音乐人。
2007年，“林生祥拒领金曲奖”曾引起很大争议——他所在的乐队“生祥与瓦窑坑”凭借以客家话演唱的专辑《种树》获得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的奖项时，林生祥没有领走这两座标记着“客语”的奖杯。在他看来，奖项应该以音乐类型来分，而族群语言不应该成为区分音乐类型的一种标准。五条人乐队在被说成“不唱海丰话的五条人就不是原来的五条人了”也回应，自己不是为了小众而小众，而只是做自己。
创作者们不愿被贴上地域化的标签。他们只是在表达某种特定场景，某个特定人物时，使用了最合适的语言。就像林生祥在描绘工人生活与农村生活时使用客家话，音乐中的唢呐、云锣、板胡、摩托车声、拖拉机声和方言一起，最准确地描绘出声音背后所传递的生活与文化。而为其贴上“方言”的标签，其背后透露着的对地方文化的凝视，不可谓不傲慢。
播客确实还远远没有到能够颁发“某地方最佳xx奖”的体量。但与音乐、文学一样，方言在播客中的使用，比起为了对抗某一种文化霸权或推广某一种文化，更像是一种工具性的运用。就像我们说到Chinatown时忍不住模仿几句蹩脚的粤语，驱动我们表达的情感在哪里，那么就可以运用哪种语言去表达。
语言只是表达工具，而我们不应该被语言限制。
为口音去标签化
在播客中，声音从来都不仅仅是声音。它既是媒介，又是信息，不仅仅被语言所传递出的信息所编码，而且透露着说话者的身份。
这一部分来自于刻板化印象与标签化思维。鲁迅就曾说过“北人厚重而弊在愚，南人机灵而弊在狡”，放到现在的互联网上，恐怕要引起一番论战。但国内的方言确实存在一条鄙视链，通常由方言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
我们很难摆脱刻板印象的局限性，比如觉得北方播客就是搞笑，南方播客就是严肃，觉得北方 方言粗犷奔放，听到南方方言时总觉得温柔，粤语则常常令人联想到文艺气质。
因为说话声音为主要传播媒介，在播客中，主播们也常遇到口音问题。在豆瓣写小说的宗城和朋友们一起开了一档文化沙龙类播客《席地而坐》，在小宇宙评论区却有人吐槽宗城的广东普通话难听。他在节目里坦言，自己从广东到北京工作生活，说话口音常常被人诟病，而这是他正在播客中努力尝试提升的问题。而有评论说《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主播的南京口音听不懂，主播后来在节目中不自觉冒出南京话的时候，甚至会开玩笑似的道歉。
要求在播客中讲标准的普通话，就像希望每个主播都是一种播音腔一样，是否是一种单一化的苛求？在近代史中，不同国家都曾推动消除内部语言多样性的语言同化政策来保证政治稳定和商业、文化发展，但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认为，这种消极意义的统一并不能保证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真正的有机联结。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兴起，单一语言已经不再是打破《圣经》中巴别塔象征的人与人之间沟通沟壑的有效工具，而是像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在《反对单一语言》中所说，在现代更多意味着霸权与贫瘠而非秩序。
语言，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意味着权利。在播客中，声音同样如此。根据大西洋月刊旗下的数字新闻网站Quartz的一份报告，总体而言，美国播客只有18%的播客有一个非白人主持人。在英文世界的严肃叙事音频中，通常出现的声音永远是白人、中上层阶级。
全部由白人主持的播客，更容易吸引白人听众；而黑人主持的播客则更吸引黑人。这似乎传递出某种隐含但由来已久的信息。2015年，一篇名为《“公共广播之声”的“白色性”》的文章指出，在由白人主导的广播机构中，黑人往往会努力学习一种公认的“好听”的声音与语调，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像白人”。现任教于罗格斯大学的教授Chenjerai Kumanyika也承认，他曾参加过一个Transom为播客制作人而设的故事工作坊，在录制节目时发现自己想象着另一个白人的声音在说话。不是白男而想吸引更多听众的主播，往往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调整自己在麦克风上前说话的方式。
有人做出了对抗。在美国播客公司Gimlet工作音频记者Tejan-Thomas学习过太多像《This American Life》《Radiolab》和 《TED Radio Hour》这样由“白男”声音主导的优质播客，在制作犯罪题材播客节目《Conviction》中一个黑人交谈的场景时，忽然产生了为他自己的族裔制作一档播客节目的想法。于是在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席卷全球的2020年秋天，Tejan-Thomas主持制作的播客《Resistance》上线，以黑人声音讲述黑人在美国种种因歧视遭遇的经历。节目中夹杂着大量非洲裔美国人的口语，Tejan-Thomas也努力接近他的自然说话风格，而不是努力让自己听上去“客观、公正、睿智”。“我想黑人和棕色人种听着会觉得，那是我认识或和我一起长大的人，并给予他们更开放的了解这些故事的机会。”
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口音、语言习惯，受到其成长环境、地域很大影响，而这常常并不与其内容深浅、观点对错、品味雅俗有直接关系。在播客中方言的使用、多种口音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在语言多样性受到威胁、标签化文化区隔被强化的今天，仍有人能够勇敢地，坚决地，用自己的语言和声音讲出自己的故事。
结语
主播身份除了种族上的差异，还有性别区分。在大陆中文播客界，根据我们的观察，男女主播比例比较相当， 但在英文播客世界，除了80%的主播是白人以外，大约有2/3是男性。在下载量大、广告收入高的头部播客中，男性主播的比例则更高。
根据调查，在英文世界中，女性主播更容易收到差评，因过高的音调或气泡音被指责。在中文播客中也有类似现象，女主播常常被诟病笑声太大，或者说话刺耳。从2008年开始便活跃在美国各大电视台、播客节目、杂志等领域的文化评论家，《By the Book》的主播Kristen Meinzer总是带着明尼苏达州的口音欢快地讲话，虽然有时候也会被人诟病笑得太夸张，但也有人告诉她，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一个可爱、真实的朋友。
听上去专业，就应该是冷静、低调、抑扬顿挫的吗？男女在声音音域上确实有生理性的区别，但把某种声音和某种性格特质的结合却更多是文化构建。抑制女主播发笑和“抑制女性写作”一样，不像是一种客观的劝诫，倒是透露着一种隐隐的偏见。在觉得“女主播说话方式太刺耳”或者“女主播笑声太嘈杂”之前，你或许应当思考是否你只是讨厌“女性在说话”这件事本身。
我们总觉得比起视觉，人的耳朵总要公平得多。所以《中国好声音》的评委们要背过身去，表示只用声音判定高低。但不得不说，人总是存在偏见，会偏好厚重低沉的男声、温暖轻柔的女声。但是，如果一个男主播的声音带着气泡音的尖细感，他的声音就不可信了吗？如果一个女主播的声音沙哑低沉，这就暗示着某种性格或取向吗？
没有人规定了一个播客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子，它由每一个主播自己决定。比起用什么声音、语言说，说什么内容往往更重要，而声音和语言作为工具，则是让故事能够更真实呈现的利器。但是，也正是因为声音，我们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创作者是自然的好奇，还是虚弱的迎合，是生硬的搬套，还是真诚的表达。
作为听众，以更包容、平等的心态去倾听不同的声音，能够让我们走入更多不同的世界，在声音的故事中拓展生命的宽度。而语言、口音、音调、语气本身，不应该成为阻碍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堡垒。
注：1、《By the Book》是一档社会实验类播客，主播每一集会按照自我提升类书籍(self-help books)中提到的规则生活，看看哪些规则真正改变了生活；2、《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为女性主义者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著名文论，2020年11月在中国大陆出版。
参考资料：
南方的反抗与烂梗的民谣：方言歌曲流行标志着地方意识的觉醒吗？
五条人回应“方言歌手”标签：不是为了小众而小众 今后可能用鸟语写歌
Saidu Tejan-Thomas Jr. and the Voices of ‘Resistance’
汉语言研究者郑子宁：包括粤语在内的中国现有方言的消亡几乎不可避免 |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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